翻譯的漢字原典重現問題無法妥善處理者不宜承接翻譯

11月 21, 2021

【丁連財的翻譯與出版研究評論】【談翻譯的漢字原典重現問題】

【知識程度不佳而無法妥善處理者不宜承接翻譯】

英外語文原著引述的漢文四書、五經、正史、策論、詩詞、名言、佳句，還有人名、地名、物品、事件…等等專有名詞，中文譯本是否應該/如何用漢字原典重現？

《毛澤東傳》（最新版全譯本•插圖本）

先以這本書為例：

Mao：A Biography（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在諸多與毛澤東有關生平或傳記的著作中，這本書的評價不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 2006 年出版該書中文譯本《毛澤東傳》（最新版全譯本•插圖本），譯者是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胡為雄，以及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和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畢業的鄭玉臣。兩人對中國共產黨史與毛澤東生平和思想都有專業研究，後者還長期從事圖書、雜誌、報紙的策劃、出版工作。

台灣的五南出版社在 2019 年出版繁體版，原著作者 Ross Terrill 的名字，由中國版音譯的羅斯．特里爾改為其漢字名譚若思，並更換封面。簡體轉繁體就出現新版本，內容沒有任何修改或變動。

譚若思原著引述的中國書籍與書報期刊、中共領導人談話、中共文件、毛澤東詩詞，都是漢字原典原文重現。全書插圖包括毛澤東幾首詩詞的原始筆跡，出現於 88、100、119、154、163、170、227、361、370、383 各頁。

若讀者對於毛澤東的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軍事戰略家、歷史研究評論家等身分沒有興趣，可以轉而注意他的詩人與詞人的風光文采，建議看看山東美術出版社 2008 年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鑒賞》。不過，毛澤東的很多詩詞都有其政治、軍事與歷史背景，並非純文學。譬如：毛澤東於 1930 年 12 月發表的《討逆檄文》（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會布告），是一首六言詩。

《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

《毛澤東傳》428 頁倒數第 4 行提及美國總統尼克松 (台灣譯名尼克森) 1972 年 2 月的中國之行，寫著『一到北京，尼克松就像引用《聖經》那樣引用毛澤東的詩詞』。此處沒有具體指出引用哪一首。

不過，尼克森於 1992 年出版的著作 Seize the Moment : America's Challenge in a One-Superpower World（‎ Simon & Schuster Books,1992）的第一章一開頭，就回顧20年前（1972），他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杯慶祝中美關係邁入新紀元時，引述了毛澤東的詩句：

So many deeds cry out to be done,

And always urgently;

The world rolls on,

Time presses.

Ten thousand years are too long,

Seize the day, seize the hour!

語文程度佳、知識底蘊強、文化素養好、翻譯專業敏銳度高的譯者，可以背誦出漢字原文。即使無法如此，也一定知道有什麼資源或管道可以查詢並加以確認，絕對不會自己瞎掰、隨心或隨興所『譯』。

這是毛澤東於1963年元月9日寫下的《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的其中一段：

多少事，

從來急；

天地轉，

光陰迫。

一萬年太久，

只爭朝夕。

如果有譯者不查找原文而自己翻譯如下：(亂來翻譯)

這麼多的事情迫切要做，

總是緊急；

世界滾滾前進，

時間急迫。

一萬年太長，

掌握日子，活在當下。

可以這麼搞嗎 ? 可以因為翻譯看似合乎英文意思，而且還把 seize the hour 譯成很夯的『活在當下』，而自鳴得意嗎？當然不可以！那違反了翻譯專業！不幸的是，台灣就有譯者和出版社這麼無知、隨便、亂來。

認真查找而務求漢字原典重現的出版社

中台兩地有一部份恪守專業規矩、認真查找，而務求漢字原典重現的出版社。這類出版社在尋找譯者時，會留意筆者一再重申的原則：翻譯品質優劣的關鍵在譯者的本質學能、語文程度、文化素養、知識底蘊，還有職業道德。

另外，在版權頁印出譯者、編輯、審訂、校對者的姓名，並非只是慰勞辛勞與表彰功績（credit）；另一目的在問責（accountability）。譯本出版品質與水平遭到質疑與批判時，譯者以外的工作人員也必須負連帶責任。

若違反基本原則，單憑學經歷來判斷譯者是否適任翻譯，有很大風險，因為學歷無法保證譯者具有優秀特質。同樣的，用任何其他單一或兩項條件來篩選，也不一定能找到適任的譯者。譬如：是否留學英美日等國家？是否英日外語文系所畢業？是否畢業於翻譯系所或甚至最負盛名的Ｏ大翻譯研究所？是否專職翻譯？有無翻譯經驗？翻譯過的書籍是輕鬆小品、散文、小說、知識類、半學術類、學術類、單一學科領域、跨學科跨領域？

譯者的優劣關係重大該如何尋覓挑選適當優秀的譯者

中台兩地具碩博士學歷的譯者有表現優異的（譬如：杜Ｏ東、Ｏ恩鄰），也有非常拙劣的（譬如：Ｏ水福、Ｏ蘭）；翻譯系所畢業的譯者有傑出的（譬如：劉Ｏ聲），也有擺爛的（譬如：ＯＯ琦、Ｏ淑Ｏ）；英日外語文系所畢業的譯者有優秀的（譬如：刁Ｏ華、薛Ｏ），也有很爛的（譬如：Ｏ建Ｏ）；專職譯者中有盡心堅守一定品質者（譬如：梁Ｏ安、陳Ｏ宏），也有品質起起落落的（譬如；Ｏ怡Ｏ）；業餘譯者有表現可圈可點的（譬如：孫Ｏ淨），也有譯作水平參差不齊的（譬如：Ｏ儀）；出身新聞機構國際新聞編譯的譯者，有程度高超而且態度認真的（譬如：閻Ｏ宇），也有程度差且態度散漫的（譬如：ＯＯ辰、Ｏ天）。

只合乎一項或兩項條件，不見得是優秀譯者，那麼出版社乾脆規定譯者要合乎至少三項條件，應該就保險了吧？錯! Ｏ水福、Ｏ蘭、Ｏ建Ｏ、ＯＯ辰等人都合乎三項條件，但還是不及格。

有些譯者不檢討反省、不成長上進，而致不論翻譯過幾本書，都保持『不是普通爛』的低下水平；有些譯者程度優、知識夠、重榮譽、負責任，每一本譯作都維持『不只普通好』的高超特質。有些譯者會記取教訓與經驗，使翻譯書籍品質愈來愈優良；有些譯者則晚節不保，反而走下坡。

品質低劣中文譯本的『誕生』，通常是這樣來的：選書者沒有能力閱讀並判斷原著的語文程度高低難易，無法辨別原著的知識內涵的繁複或簡單（認知錯誤），然後就尋找並挑選譯者；被動或主動接洽的譯者沒有先看看原著判斷自己能力是否足堪大任，就承接翻譯案子（再次認知錯誤）；接著編輯因為語文能力不足且知識底蘊薄弱，無法看出譯文錯誤一大堆（又再一次認知錯誤）；然後還有掛名審訂的大牌教授拿錢不辦事（寡廉鮮恥、欺世盜名），使劣質譯文輕鬆過關。

學術類書籍的『漢字原典重現』處理必須認真嚴謹

中台兩地在『漢字原典重現』處理認真嚴謹的譯作，在學術類書籍最普遍。如果學術類書籍還做不到，那就無可救藥了。

聯經出版社早在1983年出版的《國史探微》，是13篇與中國歷史有關的英文學術論文的中文翻譯合輯，作者是一位舉世知名華裔美籍漢學大師、哈佛大學榮譽教授。翻譯由陳國棟等六位學人合力完成，譯文先找專業審校修訂，然後還給原著作者看過。作者建議少數的修改，並增加若干條的按語補註，確保品質高超優異，引述的部分當然是『漢字原典重現』。

台灣的學者願意投入翻譯的少，寫導讀、寫推薦的多。由教授掛名翻譯的書籍，有很多其實是分派學生作的；掛名審訂卻既不審閱也不校訂的學者，不在少數。他們認定給個名字就可以撈錢，而出版社也樂於擺上這些名字以示權威，來詐騙或威嚇讀者：名家推薦! 這書很棒哦! 趕快來買! 你說什麼？有些地方的翻譯怪怪的？是不是有問題？權威教授審訂的，絕對品質保證；看不懂是讀者的語文能力與知識程度的問題。

台灣日愈明顯的出版現象之一，就是把英日外語文學術與半學術著作的翻譯與編輯要求降低：不費心找適合譯者、不落實審校、不列出原書註釋、不做對照索引。

品質低劣中文譯本曾使台灣出版社惹來讀者憤怒並賠上商譽

在台灣的最大一次這類誤判，發生在1997香港回歸時事熱潮，Ｏ報Ｏ化出版公司搶商機，出版Jonathan Dimbleby 著作The Last Governor: Chris Patten and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97）的中譯本《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

翻譯由三人（張ＯＯ、管ＯＯ、林ＯＯ）合作進行，出版社單憑學歷（Ｏ大Ｏ亞研究所與新Ｏ研究所碩士）『誤認』譯者適格，結果誕生一本爛到很可怕的譯本。

黃國钜撰寫專文找出N百個誤譯與亂譯，痛批譯者：各譯各的而至譯名前後不一，最起碼的統整都懶得處理；英文程度低落，很多句子看不懂而亂譯錯譯；一大堆香港人名、地名、機構名，居然是隨便音譯。

這三類翻譯『罪惡』，在每一本品質低劣的譯本幾乎都有。筆者在有關翻譯與出版研究系列文章中所痛斥的那幾本書，都犯了同樣的錯誤。

該出版社緊急處理損害管制（damage control），同意購書者退書還錢，並且承諾另外尋覓優秀譯者重新翻譯，出版品質優良版本後免費贈送。惡劣版本的三位譯者從此不敢涉足翻譯，『一失足成千古恨』也適用於翻譯，不只用在感情破滅、婚姻失敗、投資慘賠、失身賣肉、誤入江湖。

即使大部分的劣質譯本回收銷毀，圖書館還找得到，而且有些購書者就是拒絕退書還款，刻意珍藏『海內孤本』，恍如收到變體鈔票般興奮。譯書難免有一小部分的錯誤或疏失，大半的專業書評家與讀者都會包涵，但是如果錯誤與疏失之處的數量之大且嚴重程度之高，那就不可原諒。筆者曾經敬告ＯＯ辰：或可考慮切腹自殺以謝讀者。

《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的重新譯本，由同一家研究所畢業的溫洽益負責，品質優秀，洗刷母校與母所的恥辱。

溫洽益從此一頭鑽入專業翻譯，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很多著作的中文譯本都是他負責的，也是同一家出版公司出版的。他在『漢字原典重現』方面竭盡心力，特定皇帝的聖旨、昭書如此，其他也如此。如果他有疑問，就動用資源查找，或直接和原著者以電郵聯繫請教。

這是很大一次教訓，該出版公司繳了很貴的學費學到了。同一家出版公司於 1998 年出版《東方與西方─彭定康治港經驗》，翻譯自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著作的 East and West: The Last Governor of Hong King on Power, Freedom and the Future (Pan Macmillan,1998)，品質優良。這次的兩位譯者之一杜默，沒有可以炫耀的學歷，卻有豐富的媒體國際新聞編譯資歷，以及多本書籍翻譯的經驗。

不過，千萬別以為有同樣資歷與經驗者就一定可以把書翻譯得很好。被筆者專文斥責的《鄂圖曼帝國三部曲：1300-1923，奧斯曼的黃粱夢》的譯者之一ＯＯ辰，同樣有豐富的媒體國際新聞編譯資歷，以及多本書籍翻譯經驗，還是著名大學外文系畢業。

1997 迄今事隔 20 多年，台灣還有一大堆的譯者與出版社一直重蹈覆轍。現在有人在翻譯 Chris Patten 這個名字時，還在搞直接音譯克里斯．派登。一群白癡智障離去，又來一批新的，而且是更大一批。

***筆者專文批判『翻譯的漢字原典重現』問處理失當的幾本譯作

台灣出版界與翻譯界最大一次慘痛教訓《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出版社道歉退款收回爛譯本銷毀